第十七期老友记精彩回顾



大家会给平时成绩不好、厌学的学生贴一些标签,所谓的“学困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特殊群体?“一诺老友记”第十七期,一诺与一出学社创始人吴霞、任竹晞聊一聊她们是如何帮助这些无限潜力股上演「一出」好戏。



本期嘉宾:

吴霞/一出学社联合创始人
本科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后转学至并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本科商学院。MBA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作为“爱上数学”项目的发起人,吴霞老师成功地帮助学生建立起数学自信,曾经可怕的数学不再是学生难以跨越的障碍。

任竹晞/一出学社联合创始人
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主修创造力与认知专业。竹晞老师理科生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文艺的心。她精通理科,热爱文学和艺术,加上教育学背景的加持,对学生学习过程建立了清晰的认识,定能带领学生领略文艺之美、理科之妙,更能在此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诺老友记」是诺言社区会员的专属福利活动。每一期老友记,一诺都会邀请活跃在各行各业有趣有梦的朋友,针对某一主题,与诺友们进行探讨。过往邀请过的嘉宾有快手创始人宿华、经济学人中国区总裁刘倩、全职公益人陈行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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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限潜力股的“一出好戏”

学困生是种怎样的群体?

顺风顺水教育背后的自我探索

被公立学校炒鱿鱼后的继续前行


二、传统教育体系下的逆流而上

学霸标签的双刃剑

中国教育体系下创新的局限性

好的教育体系应是多数人受益

一出团队成员必须具备的特质


三、问答环节



一、无限潜力股的“一出好戏”


学困生是种怎样的群体?


一诺:最近看过奴隶社会文章的人可能会对吴霞和任竹晞在做的事有一些了解,身上都有各种标签的她们,其实选择了一个不寻常但特别有意义的道路,在人生选择过程中的经历也特别有价值,今天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一出学社在做的事和服务对象吧,你们对学困生是怎样理解的?


吴霞:我们都把一出学社的学生叫无限潜力股,他们多多少少都遇到了学习困境,使他们在传统环境中已经无法继续学习。这种困境大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学习困难,比如多科不及格;

第二类是叛逆型,比如违反学校规则,抽烟喝酒打架、不交作业、上课睡觉,顶撞老师,各种各样的去挑战权威的行为表现;

第三类是学习能力非常强,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在传统的学习环境中个性被长久压制导致不能正常学习。


所以准确的说,一出学社服务的是遇到困境的学生,不单纯只是“学困生”这一种类型,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加自由、发挥潜能的安全环境。


任竹晞:这三种类型也常常会混合出现在一个学生身上。大家有时觉得一个孩子挺聪明的就是不想学,一旦想学就能学得很好,这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其实是一个混合问题,厌学会导致学困,学困会导致行为叛逆等等。


一诺:高中时我也是所谓的学霸,而我的同桌就是所谓的差生,但实际上他特别有才,现在在澳洲有一个很成功的旅游公司。


其实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是在大量产出因考试好而胜出的学生,它并不真正是为了孩子的全面发展而设计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客观问题,比如师生比太低,所以困境学生还是蛮普遍的。现在一出希望做成全式的教育,这个目标大家都很认同,但做起来应该蛮困难,那么一出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的呢?


任竹晞:我们经过分析和讨论发现,这些孩子走入困境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在原有的环境(家庭或学校)里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和爱,导致他们的自我效能感特别的低。因此从底层上满足学生对心理安全感和尊重的需要,对老师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在公立教育体系里,老师的教学压力很大。像北京初高中的师生比可以达到1:10,但不同学科的老师都在解决自己学科的问题,流水线般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特殊需求很难得到照顾。没有专门的老师去解决冰山下的问题,给予爱和信任,培养他的自我效能感。


一出学社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更高的师生比,并且打破学科老师之间的界限,紧密配合深入了解学生的需要,并对学生采取统一的支持。解决了底层问题之后,针对每个学生在学习能力、自信心等不同方面的需要,我们再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一出的老师每天都会讨论学生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前提是要相信每个孩子是值得被成全的,每个人都是可以发光发亮的。


顺风顺水教育背后的自我探索


一诺:你们做一出学社的背景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促使你们做出这个决定并坚持到现在?动力来自于什么呢?


吴霞:我和竹晞的经历非常像,她是人大附中,我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在北京都是非常顶尖的公立学校。一路走来,大学和专业的选择都是我们的分数能够达到的最好的选择,我去北大读金融,竹睎在清华读电子工程,这给我的感觉好像人生道路是被分数决定的


进入北大之后我有一段特别迷茫的时期,进行了很多初步的自我探索,之后又转学去了美国的大学。在学习和职业中兜兜转转,发现我对教育很有热情,也开始反思小时候获得的教育,这是我进入教育行业本身的初衷。


而做一出学社是当时有个特别的机会去到一个学校,遇到了大量学困生。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实践,我们发现我们践行的教育方法和理念能够给予这个群体非常大的支持,而且能给他们带来质变。


任竹晞:我是一个工科女出身,和吴霞类似,从小特别顺利。在考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动过学心理学的念头,但很快被家人扼杀了,班主任也给我做功课,我父亲希望如果我读工科就一定得考清华分数最高的这个系(电子工程系)。进入大学之后我非常震惊,身边的同学都是五湖四海最顶尖的学生,大家拼命学习的劲头比我在高三的时候还要足,大家都冲着拿第一的目标,我很迷茫为什么大家都想要的东西都一样?


后来我加入了一个做全世界大学生的经验交流社团,这是我第一次做自己选择并且擅长的事,非常兴奋,但身边也出现质疑的声音:“你做这干嘛?影响成绩了,你GPA这么办?怎么出国留学,怎么移民?”在我陷入深深纠结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英国朋友,他听了我的倾吐后问我:“你到底想要什么呢?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天啊,之前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接受的教育是中国最好的,但现在看来对我来说不是最好的。到了大三的时候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就休学两年到社团全职工作,一年中国一年美国,这两年基本上奠定了我的信念。


第一,这样自我寻找的经历是我真正的大学,而非清华;

第二,发现我很喜欢帮助别人找到自我,所以我很适合做教育。


刚开始我们特别陶醉于一些高大上的教育名词,比如项目制学习,但我们很快遇到困难,每次和家长说孩子过来可以锻炼XX能力,培养XX素质,家长都问:“孩子能上哈佛吗?”我说:“没人能保证孩子上哈佛,上哈佛也不是最重要的。”然后家长们就走了...


被公立学校炒鱿鱼后的继续前行


竹睎:去年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到底该怎么去实现我们要改变教育的初心?这时遇到一个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这不是一个都是尖子生的重点学校,但我们发现原来中国的公立学校是世界上改变最慢的,运行的原理也超出了我们以往的想象,那种深深的无力感使我们团队常常一起抱头痛哭。


我们在学校里遇到许多差生,这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群体,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一方面这些学生确实被许多老师唾弃,另一方面他们身上有许多传统好学生所没有的灵气,特别可爱。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学生很想变好,可以变好,只是在传统的教育环境里不行,这就直接导致了我们后来被公立学校炒鱿鱼。


当我们体会过追寻自我的感受之后,就再也不想走欺骗自我的道路。第一,我们一致认为这事值得做,太多学生需要了;第二这是一个市场空缺,没有专门服务和支持这群孩子的学校或培训机构,所以我们就决定做回原来的事。


                                                                                                       

                                                                                                                  二、传统教育体系下的逆流而上


学霸标签的双刃剑


一诺:我发现吴霞并没有休学,你的自我发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吴霞:我是从北大肄业的,在大二转到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在那完成了本科学业。转学对我来说是很重大的影响,打破了我原来的一些价值观和世界观,我看到许多人追求的并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路径,而是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


有一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美国男孩是我在UVA的一个同学,他本人的经历非常传奇,大三大四的时候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非洲做项目,毕业时获得全额奖学金。毕业后有人建议他去考研究生或找份好的工作,但他一路上的每个选择都是自己最想做或者有意义的事情。


08年我们又在北京相遇,那时候他正准备去非洲加入一个蛮成功的叫One Acre Fund的社会企业,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所以他是把我领进社会创新领域的一个朋友。现在他在耶鲁学习当护士,因为他觉得在美国优秀的护士非常少。在UVA我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人,和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不一样,那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过程。


真正的自我探索,其实是从我做教育开始。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些生活上比较重大的挫折,未婚生子成为一个单身妈妈,所以在亲密关系上我是一个很典型的学困生。


一诺: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们之所以能做今天的事情,还不是因为你们曾经是学霸吗?现在你回来说传统的教育体系不好,那没有这个体系能有你们吗?”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霞:学霸身份和过去的教育经历确实在创业路上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这事没什么可争议的。但我不觉得一个人的幸福或成功可以简单地被“学霸”这个标签定义,在职业和亲密关系中,这个标签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枷锁和限制,它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加自负的人,对自我认识也不那么清醒,所以任何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


任竹晞:标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名校能够提供很多资源,但也让学生更自负了,不愿意去反思自己身上也有不好的一面;另一方面,像我们这些从名校出来的学生应该更有反思精神,不仅是自己享受既得利益的红利,还应帮助别人得到更好的资源,这样整个体系才能不断进步。我们享受的教育不应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当分享出去,这也是我现在做教育的动力。


好的教育体系应是多数人受益


一诺: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选择肯定是有幸存者偏差的,并不是我们在传统教育体系里成功了或者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说明它是好的。好的体系是能让里面的大多数人都受益,而不是只让少数人做出成绩。


我最近去看新西兰的教育感触很大,他们的教育体系基本上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这里的学校分为10级,1分居全国前10%,而10分则表示最后10%,听起来很不公平,但它的分级依据是公立学校周围的收入水平,底部的10%的学校反而得到的政府支持越多,“好学校”反而得到政府支持较少,因此需要招更多国际学生来“贴补家用”。


我首先去看的是“差学校”,不说的话我都看不出那是一所“差学校”,因为学校的软硬件资源都非常的好,好到让我愿意送自己孩子去那学习。这不是什么面子工程,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公平。公平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一出学社其实是在为所谓不公平体系里淘汰的孩子做一些事情。


中国教育体系下创新的局限性


一诺:你们如何看待现在的教育体系?你们的发展规划是怎么样的?


吴霞:教育创新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既然公立教育里没有创新的土壤,那我们退出来,短期内让教育创新在合适的土壤下开花结果可能比追求公平更重要,然后也得到了一土的支持。


现实问题是:遇到困境的学生大多数无法负担私立教育,但我们要活下来,证明这个教育模式有用,就必须选择一条商业化的道路进行。一出学社就是为了证明教育创新看到希望。


做成全式教育很重要的就是师生共同体,即老师和学生紧密联系,互相赋能。我们设想的师生共同体是10个老师和100个学生,因为很多一二线的公立学校能够达到1:10的师生比。而普通私立学校是1:5的师生比,我们希望这个模式能复制到公立学校,所以我们一直在以把它体系化输出给公立学校的思路做现在的事情。


另一个规划就是,我们自营的学社最终实现10个师生共同体共1000个学生。只要证明可行且可复制,下一步就可以把它输出给更多学校,这是我们从愿景层面对学社的规划。


任竹晞:我相对没那么多纠结,就想着先把学社做起来。很多家长非常担心我们的发展,看营业执照,看我们与一土的关系是否稳定。但对我来说,能帮到一个孩子就是0和1的区别。我们团队之前在公立学校真的体会过什么是不安全的环境,每周都是抱头痛哭,感觉没法保护自己的团队。所以我们要先做到给老师一个安全的环境,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面对需要帮助的孩子。


一诺:一个国家的主流教育肯定还是公立教育,如果一个国家都是像一土和一出这样的教育肯定是有问题的。像美国是90%的公立教育,4%的私立教育和6%的特许经营学校(政府资助),其中教育创新都是通过这4%和6%来引导的,然后扩大到那90%。在美国私立和特许经营学校都会得到大量的政府支持,老师的工资、土地、硬件都是政府资助的,在那个机制下他们能做很多创新。


而中国的教育机构是自负盈亏的企业,没有政府的任何资助,老师和公司里的员工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的体系不支持这样的创新,他们觉得这更像是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做教育创新特别特别难。一出经历的困难我们也都能够理解,虽然一土的规模大一些,但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是一样的。


在中国做教育创新的人本身就担负了两个责任。一个你要找到足够的钱,自己养活自己;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松土”工作,因为大环境并不友好,得耗费80%的精力去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一出团队成员必须具备的特质


一诺: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团队成员的背景都非常豪华,各种名校毕业,你们能理解所谓的学困生吗?怎么对这些成长经历非常不一样的学生给予充分支持?


任竹晞:特别多元的成员背景能让我们从各种角度去理解孩子。我们确实有一些学霸的标签,但在与孩子的相处过程中却是互补的,比如有的孩子情商高、批判性思维好、逆商高,这些都是我没有的,相处之中我充满了谦卑之心。在互动之中,不是以学霸的姿态教他们怎么做,而是给予他们尊重和信任,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的角色更多的是陪伴。


我们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学生必须发展的核心素养是什么?学生投票选择最高的一项“社交人际”,都没有出现在学社老师和家长的选择里,而我们选择的是自我促进、自我评估、毅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后我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选择的是怎么让学生学好,而他们想的是怎么过得开心。

吴霞:当时从公立学校出来的时候,我们团队是7个人,我们共同总结出了未来团队成员必须要具备的几个特质。我们不看重学霸这件事,所以没有任何对学历的要求。


第一个,要有很强的同理心。不一定要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但一定能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算真的无法理解,也试图去做到倾听,不要去妄加自己的判断和控制;


第二个,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汲取新的能量和新的东西,终身学习能力能帮助你不断的成长,不断去寻找合适的工具去帮助你的学生;


第三个,要有极强的抗压能力。教育这件事情做起来真的不容易,要擅于疏导自己的情绪,不断给彼此补充能量。

一诺:最后一个问题,你俩是怎么认识的?你们包括团队在合作过程中是一帆风顺的吗?


吴霞:我2012年回到美国读MBA(创业方向),那个时候就不想再做精算和咨询了,想转行做教育。在学校有很多孵化器的课程,我当时在做竞争者分析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家机构叫一出教育,无论从理念还是具体实施的途径,它当时和我想做的事儿几乎是百分之百重合。


我就在官网上找到了竹睎的邮箱,给她发了一封邮件,那时候正好是春节,她在福建的深山老林里,我们约了一个电话会议,后来有了一系列的见面和讨论。


当时我很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合伙人负责教学部分,而竹睎恰好想找一个人可以负责商业运作部分,我们正好彼此需要,认为与其作竞争对手,不如做队友比较好。


任竹晞:其实我和吴霞的性格特别不一样,但我俩要的东西是非常一样的,不是钱和名利,也不是羡慕的眼光,就是想要从自己的精力出发,让教育变得更好,发自内心的触碰到学生的灵魂。后来这个团队越来越大,互相吸引的也是这一点,希望做一些很纯粹的事情。


吴霞:在日常工作中,如果我们团队有不同意见会用设计思维去思考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判断自己的想法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我们就先用一个小的模型去检验,最后在检验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趟出一条路。


三、问答环节

提问一:在公立学校做了很多年的老师,最后带着对公立教育体系的绝望离开了这个体系。我非常认可一出学社做的事情,但有一个疑问就是一出学社和公立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学生到学社之后是不是还会回到公立教育体系当中去?如果回去是否有适应上的问题,怎样去做一个衔接?


吴霞:我觉得他们不管最后回不回到公立体系,他们最后都会成为一个社会人。在一出,我们初期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们是建立更强的自我效能感,第二就是有一个更好的社交互动的环境和学习更好的社交适应能力。当他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其实无论他到哪一个环境中对自我的评价都是OK。


提问二:如何把所谓的“成全式教育”做得更加普惠?不局限于发展的地域和教育经历,最好就是全人状态,能让更多的人无论是在边陲小镇也能感受到这样的力量。


一诺:教育不是一个产业或者行业,而是一种社会体验。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都是社会创新的事情,我们最近上线的全村家长社区就是一个新的创新,我们最后的目的希望它是免费的。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公共服务,理论讲应该是公共资源来做的,但公立体系目前仍然实现不了,这就不得不有一些成本,用互联网方式肯定能最大地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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